爸爸去哪儿?从「他为的人为障碍症」谈在家庭中缺席的父亲

当临床实务工作者,如:医师、心理师、社工师等,针对在教养上有困难的主要照顾者提供亲职咨询或是亲职咨商服务时,常常会发现服务对象有极高的比例为女性(不限于儿童的生母)。

为什么前来寻求相关服务的,大多都是女性?

爸爸去哪儿?从「他为的人为障碍症」谈在家庭中缺席的父亲插图

相信在不少人心中,即使我们的社会离真正的性别平等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至少也堪称正在努力的路上才对,然而,这样的现象却不禁让我们开始反思,在教养育儿上,台湾似乎至今某种程度仍深受传统文化中家庭性别角色的束缚。
当父亲在家庭中缺席后,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试着从「他为的人为障碍症」(Factitious Disorder Imposed on Another,FDIOA)切入,带大家探究现今家庭中常见的亲职型态────「缺席的父亲」究竟是如何在诸多因素环环相扣的语境下酿成不可逆的家庭悲剧

一窥「他为的人为障碍症」的真面目

什么是「他为的人为障碍症」?此疾病较为人所熟知的别称为「代理孟乔森症候群」,是一种藉由人工伪造的手段使受害者呈现某些疾病症状的病态行为

举例而言,当受害者为儿童、犯行者为家人时:家人可能会向医疗人员谎称孩子有腹泻、发烧的情形,或刻意在孩子饮食中添加致病或诱发物质,在孩子身上假造出癫痫、呕吐的症状等。
虽然此疾病在临床上相当罕见,但当受害者为儿童时,却有着约6% ~ 10%的致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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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受害者为儿童、犯行者为家人时:家人可能会向医疗人员谎称孩子有腹泻、发烧的情形,或刻意在孩子饮食中添加致病或诱发物质。图/Pexels

更可怕的是,捏造儿童的临床症状与「儿童虐待」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然此疾至今在许多面向仍饱受争议,举凡「谁可以下诊断」、「怎样的身份条件符合被诊断的资格」、「诊断名称」、「诊断的构成要件」(如:背后的意图是否应纳为考察之一?)等皆属其列。

凶手就在你身边:守在病榻的慈母为何成了受害者的噩梦?

在此疾病的案例中,犯行者可能藉由捏造或造儿童的临床症状,行儿虐之实。

相较于像是直接采取殴打致伤的一般虐待、伤害行为,在他为的人为障碍症的情境下,家人的照顾行为就像是裹了糖衣的毒药。

明明受害儿童并未染病,但随着伪造的症状、家人的「关心」之下,儿童却常常需要接受不必要的侵入性医学检查,甚至是治疗,严重者最终可能造成终生残疾甚或死亡。

因此,此症在某种程度上时常被跟儿虐的行为画上等号。

从此症与儿童虐待的关联中,我们不仅可以更了解此症核心的行为样态,更能够一眼看出其摆荡于精神疾病与司法范畴间的特性。

现今许多疾病在评价之初仍十分仰赖患者的临床主诉,即须由患者自己说明就诊原因,更别说以儿童的年纪,实多为家属代诉,可能造成主诉与客观检查结果存在不一致,并存在家属诱导诊断方向的可能性,甚至让医疗人员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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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龄小的儿童,通常由成年家属代为转述病情,可能造成主诉与客观检查结果存在不一致,并存在家属诱导诊断方向的可能性。图/Pexels

以犯行者是母亲为例,母亲在医疗人员眼中通常有着寸步不离、时刻无私奉献、守在病榻的慈母形象,实在不易使人觉察出异状,殊不知恶魔就在你身边,不易觉察异状,通常需要将受害者与照顾者分开后,受害者的病症才会有缓解的迹象。
以上的特性不仅可能替司法领域带来不少挑战,就连在临床医疗上,相关人员也需要足够敏感且高度跨专业的合作,才有机会在抽丝剥茧后触及真相,更遑论要医法携手对犯行者以法相绳。

以此疾患为主题的研究,在1987 ~ 2006年间几乎达到高峰,随后发表的研究数量则大幅锐减,形成断层。再者,有兴于此疾的研究,仍因个案偏属零星、实际确诊率低、个体差异性亦相对较高等特性,以致至今在所知有限下尚难探知其全貌。

近年回顾型研究分析较有共识者亦仅概如:

  • 犯行者有极高比例为女性且多为生母
  • 犯行者若有儿童期受虐史、患有自为的人为障碍症则为高风险预测因子
  • 受害的儿童年纪偏幼,通常小于2岁且鲜少超过6岁等(注3)

此外,由于研究多由西方学者执笔,故文化与国情因素可能也是另一项需要考察的点,如有研究即指出各国在医疗政策上的差异,也可能影响犯行者的背景——在日本这种具容易取得医疗资源的国家,犯行者具医护专业背景的比例明显低于英语国家。

在「他为的人为障碍症」中非犯行者父亲的行为特征

接着,回到本篇的主题,大家发现了吗?许多研究的焦点多落在犯行者及受害者身上,故有研究者即对于鲜少被论及的「非犯行者:父亲」——这个消失的关键人物感到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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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为的人为障碍症」中,父亲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图/Pixabay

父亲理当也与孩子发展亲密亲子关系,甚至应善尽保护义务,在相关案例中,何以父亲会从关系中疏离?甚至放任犯行者带孩子承受非必要的医疗侵害而错失救援时机?
爸爸去哪儿了?

其中整理出来的主要特征,有些可能符合我们的想像,但有些却又挑战我们的假定:

首先,纵使男性已婚且与配偶同住,其关系也并不一定是和乐的家庭生活图象,潜在危机诸如:父亲惧于对婚姻做出承诺、经历严重的婚姻问题却轻忽早期征兆或选择视而不见,影响所及更是整个家庭的稳定性

其次,在他为的人为障碍症被辨识出前,父亲可能倾向疏远家庭成员、鲜少参与家庭事务、在情感和生理上皆从家庭系统中抽离,俨然是家庭中的边缘人,而宁可选择缺席,在相关案件,这是很典型的父亲类型。

再者,即使孩子因严重的病情而住院,父亲在此期间亦鲜少到院探视。究竟只是因为父亲欠缺敏感度?抑或是为了回避冲突而刻意以此方式保持距离?目前尚难以分清背后的原因。

最后,有些父亲虽在过程中曾经怀疑伴侣所言是否为真,然即使心生怀疑,却鲜少实际干预、阻却伴侣之犯行,甚至选择支持伴侣的主张。

由上述可知,大家可能慢慢认知到了,非犯行者的父亲在此类案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实际进行虐待行为,而是肇因于对于孩子的状况不闻不问,进而间接促进犯行者的犯行。

这个现象着实令人印象深刻,遑论曾有研究提及一名父亲在过去几年间听信伴侣的片面之词,为「完全健康」的儿子支付庞大的医疗费用,却从未过问孩子的病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缺席的父亲」的现象一定是导致儿虐的高风险因子,而是意在借此呼吁父亲于亲职角色与家庭分工上的重要性!

如果能重来,如何遏止悲剧?

在他为的人为障碍症被确诊后,临床工作者会倾向鼓励非犯行者的父亲加入治疗或至少能有机会获得一些个别的协助,尤其若未来仍有极高的可能须与犯行者配偶继续共同生活时,更是重要且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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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中的亲职角色,应如何调整,才可让孩子在健康的照顾下成长?图/Pexels

其中的重点包含处理他对于家庭的新觉察与体悟,特别是面对受虐的孩子,曾经缺席于亲职角色的父亲,可能对无法即时保护孩子产生罪恶感,或反思对于孩子的母亲所提供的支持,甚至想尝试重新承担照顾者的角色,都会需要额外的支持。
而若回到前端的预防作为,或许要在这些案例中找到单一的原因以提出防范计划,这样的想法实在过于天真,然而即使如此,仍有一些可尝试为之的层面。
其一,女性独自担负起教养及育儿的重任,男性提供经济上的照拂,确实是目前很多家庭亲职型态的写照,也似乎为传统文化所默许,但或许也可以试着跳脱传统思维,回到个人的长处作为思考的起点,亦即亲职的角色与功能不一定要受性别期待的界定,如善于经营关系的一方(谁说一定要是女性?),可以借自己的优势引导孩子发展较佳的人际关系技巧,借以减缓女性的照顾压力。
更甚者,有些人可能还会想到,其实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所谓孩子成为了家庭系统中的「代罪羔羊」,冲突的夫妻关系藉由孩子的问题转移焦点、逃避夫妻间应正视的问题,意图缓解紧张的关系,甚至挽回已触礁的婚姻关系,但却也对亲子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
因此,回到婚姻关系中,我们必须坦然面对其经营着实不易的事实,同时也得承认双方良好且有效的沟通和响应将是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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